12月18日，全国18个省份、36个试点城市的代表聚在成都，参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场交流活动。他们当中有工信部中小企业局负责人，有各省市工信部门的“一把手”或者“二把手”，有地方政府领导，也有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表现优秀的企业代表。
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什么难？一位地方工信局局长说：“不转是等死，转了是找死。”更刺眼的是，90%的转型失败都是在前中期阶段。某一时刻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正值试点收官冲刺的紧张阶段，部分城市进度未达预期，甚至有城市完成比例不足30%，还有个别完成不到15%。
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布满荆棘，既然难，为什么要转？在AI（人工智能）技术每周迭代、产业升级倒逼的趋势下，转型已成无法回避的选择。政府必须帮“不愿转、不敢转、不会转”的中小企业。一些试点城市的成果就被寄予厚望，力求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实践经验，把这块“试验田”真正种成“高产田”。
12月18日的锦江宾馆三楼会议室，来自全国18个省份、36个试点城市的代表齐聚一堂，参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场交流活动。
会议从14时30分持续至17时45分，先后分享试点城市经验、企业经验。最后总结时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笑了笑：“两年多，大家都不容易啊！”
两年前，也就是2023年6月14日，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文，要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。2023年当年选定了30个左右城市开展试点，首批城市就有深圳、成都、石家庄、东莞等。截止时间是2025年，而当前距离年终已不足半月。
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“小灯塔”企业，培育一批优质的数字化服务商，开发集成一批“小快轻准”（小型化、快速化、轻量化、精准化）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产品，这是当时的目标。东、中、西部地区试点城市被改造企业分别不少于500家、400家和300家，这是具体数字。
总之，“先数字化”带动“后数字化”，再实现中小企业集体数字化。
“500”“400”和“300”这三个数字是梁志峰认定的“军令状”，不能打折扣的硬指标。然而到今年10月底，有一个扎心的现实——城市验收完成比例与既定目标相比，仍有较大差距，六个城市的进度不达区域目标的15%，有的城市不到30%，“还是相对比较低的”。
梁志峰苦笑了一下，带着湖南口音说：只剩这两个星期，你还不到30%。说句实话，不是我们不好交差，而是你不仅面子上过不去，企业也会有想法，（企业想）明明可以获得支持，怎么得不到呢？
不到半个月，时间紧任务重，但要严厉杜绝形式主义的“赶效率”。梁志峰表情变得严肃，撂下狠话，收官工作要有合规的效率，杜绝违规的形式主义，越到收官阶段越要防止出现“花架子工程”。“单纯的硬件采购，比如说买几台电脑、服务器、打印机，或者是基础办公软件，就包装成数字化典型项目，肯定不能蒙混过关绝不能用装点门面的假把式。”他强调要用数据说话，看“企业效率有没有提升”“企业成本有没有降下来”“企业获得感强不强”。
他希望各个城市要对照最初备案的承诺目标逐一盘点差距，对于目前缺口较大的城市，必须倒排拉齐。
一方面是指标任务没完成，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推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困难。
中小企业不愿转（转型意识不足）、不敢转（成本高、风险大）、不会转（缺方案、缺人才）是与会人员谈到的核心难题。
湖南省娄底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梁小兵通俗易懂地形容：“‘转型是找死’‘不转是等死’。”他将其形容为中小企业转型的两难困局，企业明白没效率、没质量，迟早要被市场淘汰。转型过程中，中小企业因为抗风险能力差，往往难以单靠自己躲避风险，如果没有政府帮一把，很容易就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而导致资金链断裂。
梁小兵深入园区、车间，与几百位企业主面对面交流发现，改造前由于“价值算不清、风险担不起、方向看不太准”，企业犹豫观望、迟迟不敢启动；改造中“方案不科学、产品不适配、系统用不起来”，导致项目走弯路、花冤枉钱，甚至影响生产经营；改造后“内部阻力大、易半途而废、应用深度有限”导致“建设一阵风、过后又成空”。
梁小兵认为，改造中期的实践是转型成败分水岭。所谓的“转型是找死”，90%都发生在这里，“很多企业钱花了，系统上了，结果因为产品不合适，或者员工不愿意使用，导致转型失败”。
另外有代表分享提到，数字化转型项目平均投资回报周期为4.2年，企业缺乏投资信心。半数以上企业反馈需要专业数字技能人才，而该类人才薪酬远超省内中小企业承受能力。
梁志峰对首批试点城市的期待在于，在缺乏可参考样板的情况下，需要一批先锋摸着石头过河。首批试点城市的试点价值不在于完成多少指标，而是探索出一条路，要有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实践经验，把这块“试验田”真正种成“高产田”。对第二批试点城市来讲，前人踩过的坑，后人不能再踩，让自己走得“更快、更稳、更有成效”。
有两家成都市企业进行的分享，梁小兵都点了赞，其中一家是磁材上市企业银河磁体的子公司——成都银磁材料有限公司。
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宇表示，2020年以来，公司汽车领域客户要求智能化生产，对质量要求持续提升。虽然公司已经完成多项生产的自动化改造，但挑战仍然存在，例如各生产部门的数据较为分散，且大多依赖纸质记录或本地电子文档，导致信息割裂，难以实现实时共享与协同；传统外观缺陷检测高度依赖人工目视与经验判断，存在效率低、易漏检、误判等固有缺陷，一旦不良品流入下游，可能引发重大的质量风险与经济损失。公司虽然制定了相应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计划，但由于改造成本和服务商选择等原因，计划迟迟没有落地。
“我用汽车保养举例，多少公里要保养一次是可以预测的。这和企业用智能化平台的逻辑相通，它能具体预测设备什么时候出问题。没有相关数据支持是很难的，之前因为签纸质报工单，填完了就扔在那里，没人管它。”张宇告诉每经记者，如果不做智能化，企业顶多就修机器，但一个可怕的问题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坏，“相当于开车，我突然刹车刹不住。对设备造成的影响是会制造大量不良品，且只有在制造完成时才能发现出了问题”。
张宇感觉数字化改造过程就像被推着走，不转型也能凑活着过，转型却不知道怎么转、去哪里找供应商。公司在2024年申请成为成都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的试点企业，郫都区政府、成都市政府对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进行支持。比如公司通过政府搭建的平台找到了优质的服务商；企业获得数字化咨询诊断的服务，由第三方专业团队入驻；政府提供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资金支持，给予资金补助以及贷款贴息，直接降低了公司的改造成本。
在数字化转型项目启动前，公司设定了三项明确可量化且相当富有挑战的总体目标，包括人均生产效率提升60%、质量成本降低40%和加工成本下降18%。如今看来，张宇觉得效果不错，更关键是打通了各个系统间的数据壁垒，为接入AI模型打好了基座。
“比如这里漆颜色不太对、那里长度不对，这些都是需要标准化检测来找到问题的。”张宇说，过去外观检测主要依赖人看，但人盯久了会疲惫。如今，公司通过深度学习与机器视觉技术，构建产品专属AI缺陷检测模型，检测效率显著提升，漏检率、误检率大幅下降。假如没有政府和企业合力搭建的数字化平台，公司也很难接入AI大模型。
在会议上，梁志峰花了不少时间讲AI技术，尽管他强调这只是个人看法。
“不少人在谈论AI泡沫，但我认为，他们并未看到AI长远的发展前景——从十年、二十年的长远维度来看，当下对AI的任何高估，本质上都是一种低估。也许我的观点很激进。”梁志峰接着说，“大家有没有看到，现在大模型与人工智能的迭代速度有多快？几乎每周都有新模型、新版本发布。从现在的趋势来看，中小企业需要搭建内部的大模型底座，政府则更应利用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，开发垂类模型。我觉得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，当然也是挑战，某种意义上，数字化转型是我们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发展的新起点。”
试点城市的经验不是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办公室里想出来的，而是基层实践中摸索的结果。梁志峰点赞了四川省，点赞了成都市，点赞了石家庄市，也点赞了娄底市。
四川省和成都市的经验又是什么？
四川省的一个方式是强化示范带动、链条协同，破解“不愿转”。比如，四川省德阳市政府鼓励东方电机探索“央地协同·链式转型”模式，在核心配套企业建安机械建成投运首个数字产业化项目，推动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%、生产成本降低20%。另外，四川省加大财政支持，比如专项支持产业链数字化协同、人工智能赋能等重点项目。项目实施后，中小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升29%、综合能耗下降10.8%、营业收入增长4.3%。
成都市针对中小企业“不会转”的痛点，线上建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，企业可像“网购”一样选择服务，线上审核效率提升70%以上，同时强化全链思维。
在成都市高新区，京东方带动50余家配套企业实施显示产业链协同工程，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共享订单、质量数据；在成都市龙泉驿区，富奥威泰克等企业牵引50余家零部件厂商完成设备联网与MES系统（生产执行系统）轻量化部署。这种模式下，配套企业不仅能享受技改补贴，更实现了库存周转率平均提升22%、不良品率显著下降的实际效益，形成了“一企数改、一链升级”“大企业建平台、小企业用平台”的共生生态。目前，482家试点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，带动全市3117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转型，建成405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，培育3家全球“灯塔工厂”及1家国家级领航级智能工厂，核心产业数字化指标位居副省级城市前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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